浙江奉化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。向上溯源，奉化源起河姆渡，承之茗山后。夏时有堇子国，唐开元二十六年（公元738年）置奉化县。《名胜志》载：奉化县“以其民淳，易于遵奉王化，故名。”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县治，奉化自汉代以来名宦辈出，名人荟萃，有史可考的治狱听讼、谳决折判等典故颇为丰富，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司法活动的一个缩影，也蕴含了丰富而鲜明的儒家礼法内涵与价值取向。

中国古代法律刑民不分、行政与司法不分，司法权由县令执掌。自汉“独尊儒术，罢黜百家”后，无论是立法还是裁判，实际上都以儒家礼法为内核，因此也呈现出特有的法律形态与价值。

劝善厚俗

【资料图】

于房是山西定襄人，北宋景佑四年（1037年）任奉化令。他在任期间，“民以事至庭，耳提面谕不倦，务在惩恶劝善、兴利除害以厚风俗”。与西方司法的被动性不同，中国古代县令在判案时不止步于个案的定分止争，而是更重视对当事人的教化以及对当地民风的矫正。基于这样的理念，县令在审案时往往不会机械地按照律令条文来裁判，例如元朝时的奉化州达鲁花赤（掌印者之意）察罕曾遇到一个案件，有一村民的尊亲去世，但因家贫无法举丧，就将妻子卖了，后被告发，按当时法令应当治罪。但察罕在听取村民的陈述后，不仅“原其罪”（即免罪），还自己“出俸钱给之”。目的是鼓励尊亲的行为，即所谓的“为恕人之所欲和、所欲礼、所欲严、所欲慈者，吾皆如其心而欲之”。另一方面，“争讼好斗”通常被视为一地民风不淳的象征。明万历年间奉化令陈文绍“察奸摘伏、烛事如神”，当地有一个舞文滥诉多年的讼棍，陈文绍“搜其党、穷治之，邑事顿清”。

宽严相济

儒家重教化并不意味着偏废刑罚，所谓“刑为盛世所不能废，而亦盛世所不尚”。元代奉化州判程时敏平易近人，临庭发政时心平气和，但对奸魁侠徒、哗党败类却疾之如仇，一旦抓捕归案则细致审理，不纵丝毫。对于这种“菩萨心肠”与“金刚怒目”的结合，他举例解释，尧舜诛杀四个部落首领，周公惩治南方的荆楚，杀掉、流放叛乱的管叔、蔡叔，孔子诛杀乱政的少正卯，都是一种更宏大的“恕”。惩恶是为了扬善，对大凶大恶的“严”，就是对天下百姓的“恕”，所以说“长吏者惟能于此有所不恕，然后能行真恕。故曰仁者必有勇，又曰惟仁者能恶人”。元代另一位奉化县令在面对“军卒骄横，剽掠村落”时，也是“不避豪势，获其渠魁（首领）一人、格杀之”，随后余众敛迹，乡里平安。

可见儒家并不主张一味地宽恕、轻刑，对于横行乡里、为害一方的首要分子始终坚持严刑峻法，从重打击。

决狱如流

现代司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效率。中国古代司法官的一个品格特点就是“剖决如流、狱无留滞”。明洪武年间奉化县令郭麟“以儒术饰吏事，慈和恤民、刚柔兼济”。当时县里积案冤滞诖误极多，郭县令一边梳理纠错，一边“事机沓至、剖决如流”，而且能够做到“承上字下、靡不适宜”，即上合法令，下育乡里，颇受地方百姓爱戴。

效率的前提是公正，只有做到胜败皆服才能实现真正的案结事了，这需要司法官具备极高的业务水平和品德修养。明正德年间的奉化令朱豹就是一个“严毅警慧”的贤吏。当时县里有恶少三五成群、挟妓饮博，这在明朝是明令禁止的。朱豹到任后即着手整治，全县只要是婚丧奢靡或俳优蛊惑妇女游嬉害礼伤教的，一律严禁必罚，后奸豪惴惴，莫敢不辑。朱豹审案时“凡争讼者使两输其情，徐折以片言，俯首心服，无一人称冤者”。听讼勤明、应时审判与曲达情理、熟谙利弊两者结合才能实现效率与公正的统一，才能做到士民悦服。

主动司法

“马锡五式审判方式”在中国古代也能找到其思想的根源。古代司法官往往身兼侦查与审判两职，因此不能只是坐堂问案、被动听讼。中国古代法律分得不是很细，“税、课、户、婚、田、土、钱、债”等均属民事范畴。元至正年间，奉化有百姓“田版籍不明”，当时县令李枢“躬为履亩，画图给劵，徭赋不忒”，为了老百姓的土地权属与税赋问题，县令亲自下田丈量土地，界定四至，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定分止争。明嘉靖年间，奉化有蒋姓两兄弟相互诘告多年，时任县令陈縞“至其家喻以大义，争遂息”，为了解决一起缠诉缠访多年的旧案，亲自上门调解做思想工作，这也被今天的法官所继承。

廉洁奉公

司法官的底线是廉洁，尤其是“地方全靠一官”的县令，他掌握着一县范围内所有事项的决断权，较之今天的地方长官权力更大，也更容易成为交结攀附的对象。例如明嘉靖年间的奉化令喻江“闲有饮宴，馈遗则捐俸资为之”，吃饭时收到礼品就用工资支付给对方，这与今天对法官的纪律要求可谓高度一致。

奉化南部临海，是宁波湾重要渔港，中国第一渔村所在地，明代有个县令高迁忠就曾遇到借送海鲜而行贿的事，“有馈海错而潜置金其中”，将钱藏在海鲜中送给高县令，这种手段在今天的贪腐案例中也屡见不鲜。高迁忠没有严厉斥责、公开退还，而是“默返之，不扬于众”，一方面坚守了廉洁的底线，另一方面也照顾了他人的颜面，所以史家称赞“其贞以律己而容人之过类如此”。

古代奉化县判例折射的司法价值取向至今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。正如清嘉庆年间的奉化县令吕璜在二堂所挂楹联：“民心即在吾心，信不易孚，敬尔公先慎尔独；国事常如家事，力所能勉，持其平还酌其通。”良法善治最终落脚还是民心，公平正义无非天理、国法、人情融通，中华文明绵延五千载，中华法系的根脉其实从未断绝。